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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加诺总统与黄自达部长握手致贺(转载)

印尼华裔国务部长黄自达日记——1965年9月30日历史故事(二)

苏加诺总统与黄自达部长握手致贺(转载) - 洪谧 - 伟蓝的博客

  【引编者注】黄自达律师是苏加诺最后内阁的华裔国务部长,他于1963年12月9日被总统委任为部长,专门协助内阁主席团即总统/总理和3位副总理的特别任务,包括直接处理对抗马来西亚的政治和统筹工作。1965年9月30日他在首都住所如何渡过,如何与苏加诺总统接触和于事后如何周旋于苏哈托将军的掌控局势下工作,并成为一名委员,参与9·30事件事实调查团和编写屠杀报告。1966年3月12日他与其他14位部长被苏哈托逮捕扣留,坐牢11年9个月,1977年12月获释。1995年因癌症去世。在逝世前数年,黄自达亲自根据日记撰写了自传,其中详细叙述了9月30日事件及其后参与苏加诺总统内阁会议的真实情况,是印尼最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其亲身所见所闻的历史故事十分珍贵,值得后人认真阅读研究,特分为数篇转译述以飨读者。

全部传媒控制
    在雅加达的全部传媒很快被苏加诺的敌对者全盘控制,对他们认为是“敌人者”进行卑鄙、残酷、毫无道德和不留余地的神经战。所有新出版的报纸和杂志都是同他们一鼻孔出气。苏加诺总统已失去群众传媒,他建议大印尼党出版一份日报,不是发出对抗声音,而是要认恰当真实的方式提出问题以让全体人民冷静下来。其方法是要中和一切污蔑、没有根据的谎言

和恶毒的煽动挑拨。
    大印尼党实际上早就计划有一份自己的报纸,我们已一致要出版“人民阵地”,新日报的题名已由党内指定我邀请朋加诺亲笔书写好。连版头都做好了,就等待出版准字。但准字一定要新闻部长Achmadi陆军少将才有权发出。实际情况如何呢?很明显地说明总统对掌权的工具已失去控制力。其中一个例子,就是阿米努汀部长(Aminuddin Agis),他是当时宗教政党的领导人,由我传达总统的命令,命令他到东爪哇各个地区,因为在那边发生了系列血腥屠杀事件,一些宗教青年集团参与流血冲突,希望他设法传达总统命令,使局势冷静和恢复秩序。但是阿米努汀部长要我转达总统,他很难到东爪落实总统命令,因为那边的伊联和群众团体,特别是青年阵线要求,解决9·30运动的政治问题就是要解散印尼共产党。
    1965年12月21日,总统邀请伊斯兰大学生联合会到总统府听取讲座,希望他们不要参与反革命的潮流。
    剧烈的冲突在印尼多个地区爆发。根据传来消息,已有数十万人民被杀害。总统作为最高行动指挥部最高统帅(Koti)决定派出一个“寻找真相委员会”(Factfining Cominission)到苏北、中爪、东爪和巴厘寻找真相。委员会由5位部长、最高行动指挥部执行官和3位政党代表组成。(3政党为基督教党、伊联和民族党)由政府指派、负责收集恶化局势真相和资料,发生原因和有关处理9·30事件善后的事项。
    内政部长Soemarno.S博士/陆军少将被委为委员会主席,其他成员包括:部长兼警察司令苏基多准将、农业部长Hermanses法学士、新闻部长Achmadi陆军少将和我(国务部长黄自达)。
    成立“寻找真相委员会”自然要有“行动指挥部”参与,他们指派行动指挥部第5联合纵队主任苏纳尔梭少将加入,他被认为是从头到尾都知悉的政治智囊。

   我接到“寻找真相委员会”的决定书是在家里通过邮局寄来的,然后是通过电话告知在什么日期集合和动身。委员会是否有在总统府开会已记不清,总统是否有给予我们指示也没有印象了。
    我只记得有一次我正要上汽车时有一位总统副官跑来叫我:“黄伯,总统叫你。”
    确实只有我一人被叫来。总统说:“你是‘真相委员会(FFC)’成员,不可以全部从委员会看到的和听到的都吞下来,我责成你要在真相委员会之内和之外寻找资料。你自己要静静地工作,与人民直接接触,因为这一委员会不可能可以直接联系人民。
    “总统的目的是什么?”
    “哇!已很清楚你不可能通过次委员会与人民接触。那,接下来Pak Winoto会联络黄兄。”    由此,我除了作为一位委员,负责参加全部真相委员会的正式节目外,也要自己负责搜集资料。原来大印尼党的一位主席Winoto Dahu已为我准备好短信。还没有动身,作为苏加诺总统的主要私人助理Winoto Dahu交给我一封信,致给一位在巴厘岛已居住三十多年的华人,他已和当地巴厘妇女结婚。他说此人可给我更客观的说明,将比我从正式渠道取得的资料更为确实。他还传达总统的交代,希望我尽可能与普通老百姓联络,不要只是坐着开会,但是要勇敢下到底层,到惊慌失措的社会了解真相。
    该信件和交代后来证明具有非凡意义。
    各地区对我们“真相委员会”来访的迎接都是同一模式,看来早已安排好了。都是军区司令、省长、总检察长、警察长和全国阵线代表的欢迎词。首先由军区司令报告东爪哇的局势,多少人受害原因是如此这般,9·30事件前的政治局势是这样,9·30事件后又是如何。接着省长也同一声音,总检察长和警长和全国阵线都同一内容,而全国阵线代表负责谴责臭骂印尼共产党。在全部要员讲话后我们被邀请见证展示的物件,如短剑、铁锤等,最后作为结束是东爪五位一体和人民的结论,交代真相委员会传达给中央政府三点要求:(1)解散印共;(2)改组内阁;(3)降低物价。而作为真相委员会的成员,我们只能点头不语。这就是我们访问的每一地区的模样,而且到镇区也是如此,只是每地的受害者人数不一样而已。
    我们每次到地方现场,行程表早已准备妥当,排得十分周密。从几点动身,全部节目都排得满满,到几点吃午餐,晚餐和住宿。很明显,这人为导演的节目不会来自民政,显然是军方行动部的策划。我如此推想。
    在东爪哇,我得到任务是视察柬义里(Kediri)、玛琅等地。所进行的节目,还都是一样:先是县府和市府三位一体的讲话,接着和社会代表会晤,产生同一样的决议。一直到巴厘首府登巴刹,分为几个小组续程到达巴南(Tabanan)、星卡卡惹(Singaraja)等地。然后又在登巴刹集合。
     在登巴刹时,我们在巴厘旅馆(Bali Hotel)住宿,当时这是巴厘最大的旅店,城市气氛冷静,还有点阴森恐怖。在吃完晚餐后我叫来希达悦(Hidayat),他是一位快警部队派来的副官,是一位巽达人。
     “希达悦,我有任务,一定要出去,要去走走。”
     “哇,不可以。Pak,我们是被军方保安的,在旅馆外面有一批军人在保安。”
     “我们是被包围还是被保安?”
     “Pak,一定是保安啦。”
     “希达悦,如果是保安,可向军方说,部长要出去一下。”
     不久后他回来报告:“对不起,守卫的上级有命令,不可以让部长自己出外,为了阁下的安全。”
     糟糕,恰好旅馆的食物不合胃口。我想办法怎样落实总统通过Winoto Danu发给我的吩咐。我再一次传叫希达悦:“希达悦,我一定要出去,这是总统给的任务。我不是要休闲,你动脑筋让我可以出去。”
     当晚希达悦又回来:“Pak,有办法。我已同厨房的人讲好了。”
     每一次的会晤结果都是要求中央政府,特别是总统,应当解散印尼共产党以为9·30运动的政治解决。理由是:“已证明印共是策划,实行9·30运动的叛变,其后还进行恐怖活动。”如此这般。
     要直接与人民接触?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个人的脸孔都很彷徨,害怕开口。而我们工作组也不容易和他们直接交谈和轻松对话。

   我很“荣幸”获得军方行动指挥部第5联合纵队主任苏纳尔梭上校(宪兵)的陪伴,不知是“帮忙”我或要监视,在行程车上他一直陪伴我。只有到了登巴刹,我才得到特殊办法可以执行总统和Winoto Danu的交代,根据报告,这里已发生非常残暴的大规模屠杀。消息称动荡达到剧烈高峰主要是从“对岸”,即爪哇外南梦来了许多集团外来人。同时一些封建帮派之间的宿敌积有怨恨,也乘机利用9·30事件后爆发出来,通过所谓“彻底解决”籍口对付。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巴厘旅馆被严密守卫,特别是旅店前更为严格,所有部长被吩咐在晚间不可外出。
    好在依靠我的副官希达悦,他是特别快警部队成员,他安排我穿着睡衣和木屐,从旅店大厦后面的橱房出去。我在一位旅馆橱师指示道路下成功地走出旅店。我们走过狭榨和阴暗小巷,最后到达Winoto Danu给我的地址。(一位巴厘华人的住处)。
    在那边,我扮为从雅加达来的一位畜牛商人,由朋友介绍送信来要进行视察,看看是否可以开始从巴厘获得牛群。根据Winoto Danu认识的这位亲戚,他刚好是一位警方成员,他说,当地局势还是严重,很多人还非常恐慌,有不少人在晚上被迫离开屋子和店摊,流宿在坟场土地上。他说,如此较为安全。他叙述了一些屠杀,其中包括残暴杀害一位雅加达国会议员全家人(名叫Puger?),他刚好也是住在巴厘的巴厘人。而且,巴厘省长本人,Sutedja,他与朋加诺关系密切也因此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还说,在登巴刹周围,已有约2万4千人遇害。
    第二天,我很小心地向巴厘军区司令赛弗汀准将查对该警员所说故事的真实性。该军区司令事先向“真相委员会”讲话时已报告说在全个神仙岛(巴厘),最多约有1万五千人遇害。
    我们动身去达巴南(Tabanan)工作组再分为二团,我一直由苏纳尔梭上校陪伴在旁。是啦,军方行动司令部一定很清楚,黄自达有必要被关注。我的确不容易摆脱这位上校。很幸运有希达悦,他不是军人,就更自由可与各地的警方人员交谈。他获得各地数字交给我,我就记录存案,在每个地方都如此。视察巴厘结束后我们又回到登巴刹,每一位部长就把收集的报告交给内长苏玛诺博士以便编写联合报告。在登巴刹省长府开会正式表明,委员会发现了多少遇难者。
    从登巴刹我们又回到泗水。在汽车内,我由军区司令赛弗汀陪伴,他是马都拉人,根据总统府传闻,他曾被建议要取代乌玛维拉哈迪古苏玛(Umar Wirahadikusuma)的位置。我听人细声密语,他是朋加诺的支持者,我自己也曾向总统建议:“Pak,如果Umar要调职,最好由赛弗汀(Syafuddin)取代,根据我得到情报,他接近大印尼党和总统。”
     总统一再点头后回答说:“不要先调动,目前我还需要他在那边服务。”这说明他的确是一位候选人。
    在车上除了司机外没有其他人,我就打招呼说:“Pak,我可以同你谈谈吗?不是以部长身份,而是以大印尼党人和以朋加诺的人,而赛弗汀同志也不是以地区司令官身份,而是以朋加诺的人和大印尼党人身份对话!
    他看来颇惊奇,直接回应:“部长为什么如此说话?”
    “我是如此建议,如果不可以也没关系。如果同意我就继续说下去。”
    “有什么目的?”
    “我的目的是…因为我感觉到这一行程太多被安排了,如果确实Pak赛弗汀是朋加诺支持者,是接近大印尼党,希望你同我黄自达,一位朋加诺和大印尼党人交谈,如果同意,我要提问几个问题。”
    “哇,这不是较后会牵涉到我的职位吗?”
    “我将保护你的职位。只是在总统私人面前我将传达,我不对别人提起。”
    他就表示同意。
    “Pak,在巴厘岛大约有45000人(4万5千人)死亡。”
    “那刚才在省长府,为何Pak赛弗汀说只有15000人?”
    “Lho,那是我作为军区司令的讲话。黄伯不是已承诺,我现在说话不是以军区司令的身份。”
    “好吧,我明白了。而我将与朋加诺说话,不是当他是总统身份,而是以朋加诺追随者给予私人报告。”
    由此我再次记录,遇害者总数是3倍于官方数字。我所记录的警方估计也大约如此。
    在东爪哇我分配的地区是柬义里和玛朗,在布兰达河周围。司令员是Willy Soedjono,在柬义里我们住宿在县长住家。县长是一位警官。我们组员是苏纳尔梭上校,Willy上校和苏达托西吉准将(Brigjen Soetarto Sigit)。在县长屋内,在吃完晚餐后我们一起交谈治安问题。
    苏达托准将插嘴说:“我们可以打杀印共,但应有所选择。看那位有错的”。他随即转而向我说:“当然,部长也是国籍协商会的人,是吗?”
    “是,我是其中一位主席”。
    “那,就是啦,玛琅国籍协商会主席萧玉美,他也被逮捕,被虐待。事实上我认识他,从小一起玩Gaple牌,一起玩斗鸡,我确信他不明白什么9·30运动,为何被扣留?”
    我想,“为何敢维护萧玉美?”维护东爪哇国籍协商会主席。而当时国籍协商会被全面镇压得支离破碎。所有人都沉默不语。
    在玛朗,我住宿在国营电力公司的寓所,是准备给全体部长最好的住屋,在吃完炒饭后我们正要离开该市时,我听说玛朗的宪兵司令恰好是天主教徒。进入房间后我假装没有办法打开被锁住的皮箱,我就叫希达悦。
    “Pak,可以打开了。”
    “不必太匆忙。能打开就好,那位上校,请你叫他来。”
    宪兵上校进房,我叫希达悦出去。
    “天主教上校,是吗?”
    “是呀,部长,我是天主教。”
    “作为天主教徒,我们应当诚实,因此我要问你,这儿的遇害者实际是多少?”
    “啰!部长为什么如此问我?”
    “我得到强烈的印象,这一向来正式的报告都远离实际的情况。现在上校是一位天主教徒,我们讲话有上帝聆听。那,请细声说遇害者多少人?”
    他细声告诉我:“5倍于报纸上报告的人数。”
    用上述的种种办法,我获得可能比较接近事实的遇害者数字。

   在视察东爪哇时,为证明当地局势已开始缓和,我们选择在晚上11点动身到离柬义里30公里外的都隆阿贡镇观看一次皮影戏表演。当时一路非常静寂和黑暗,路上我们没有遇到任何车辆,不论是机动车或马车,可说相当恐怖但确是一路平安无事,而事实上,根据接到的报告,在柬义里周围一带,曾发生广泛而恐怖的屠杀事件。
    在中爪哇格都(Kedu)县,在由当局安排的节目之外,我要求视察一个扣留所,关押一大批被怀疑直接或间接涉及9·30运动的平民。由于军方行动指挥部的苏纳尔梭上校不愿意陪同前去,我就由真相委员会的几位助手陪伴前往沃诺梭波一所监牢。
    有几百个男女和小孩,在监牢内的广场在烈日下站立了3个小时等我们到来。令我惊奇的是扣留犯中有一位约6-7岁的小女孩,在全部官员、职员和百多位扣留犯见证下,我要该小女孩来接受我的审查。我询问她为什么会在监牢内,她回答说:“他们说我要造反。”我问她什么是“造反”和向谁“造反”,她摇摇头哭着说:“我不知道,我要回到妈妈身边。”我传叫当地官员,他说明该小女孩在沃诺梭波乡村参加印尼文艺机构(被指为印共团体)举办的绘画班学习,因而有必要给予“扣留”。我几乎不能控制情绪,激昂地呼吁官员们,我们应时刻警惕自己,不要不自觉地模仿9·30运动采取过分的残酷行为。
    我们回程在布沃格多吃午餐时,我被通知那位小女孩已被释放正送回其母亲的乡村途中。波约拉里地区,我们看到有不少大树被砍倒,看来是有意阻挡军方所发动的扫荡行动。在波约拉里的扣留所,与格拉登和布瓦格多等地一样,都是关满被当局怀疑的平民,他们的处境十分悲惨。
苏北大批华人被关押
    在苏北省,一群妇女联系我,她们的丈夫被当局扣留,要我看望她们的丈夫。她们表示,扣留营的司令已同意,但最好在晚间进行视察。由于这又是在地方当局安排的节目之外的活动,我就要求军方行动指挥部的苏纳尔梭上校陪同我,以免有任何误会。再一次他表示有自己的节目,不能陪我。
    在接近半夜,我由驾两辆军车的几个人来迎接,送我到棉兰市内一间广阔的前华校大厦内,或许全部监牢都关满人,使到学校的大厦也用来充当军警扣留营,我不会忘记该扣留营司令官的温和有礼与亲切接待(他的军衔或许是中校或上校)。在办公室内,我被邀请可会见在那儿约300到400位扣留犯的任何人。他给我一份扣留犯名单,表示没有限制接见人数。
    因为司令十分开放,我就说足够会见5个人。司令官反而传叫了十个人,在我与他们对话时,司令官故意回避离席。确实全部扣留犯都赞扬这位宪兵军官很有人道和正确态度。
    这还未完,我与扣留犯对话之后,司令官让我惊愕地要求我花一点时间向全体印尼人民,包括这些扣留犯传达中央政府和苏加诺总统的交代。学校的篮球场被安排为大会广场,一个桌子放置着椅子让我坐上,并准备了麦克风,我传达了总统的希望,还接受一些问答。我未离开该华校扣留营前,数百位男女扣留犯还严肃地歌唱国歌《大印度尼西亚》。他们看来对朋加诺的政策充满信心,未深受打击。
    听到这些扣留犯在如此困难的环境和气氛中还歌唱印尼国歌,我深受感动,眼泪刷刷流下。当扣留营司令送我回到真相委员会住宿处途中,他告诉我这些扣留犯大部分是国籍协商会和大印尼党的成员,其中有华裔,苏北原住民,也有印度后裔。他们中有25%是妇女,其中有不少人是学者、医生和药剂师等。
    在布老湾(Belawan),当地有权力的是海军而不是陆军,我们视察时由海军部一为年轻军官接待迎送,在那儿的扣留所远比我在爪哇所看到的好多了,不会太塞满,也得到人性化待遇。
    在棉兰,我们工作组分为到布老湾和其它地两组,看到成果如此而已。在中爪哇也如此,我们先在梭罗集合然后分组。我续程前往沃诺梭波、波约拉里、格拉登、布沃格多等地。也是听三位一体讲话与社群代表开会,接受向政府的要求等等。
    一路来对工作组都守卫得极严格。我们住宿的旅馆始终被监视。到处都还很静寂,特别是晚上。有许多地方还实行晚上戒严。有时还看到楼房被火烧毁和倒下废墟。所有商店门户紧闭,因为住户逃难或躲起来,有些店面大门广开因为东西已被抢劫一空。
    委员会召开全会,决定我们视察的地区的遇害者人数,即棉兰及其周围,部分中爪哇和东爪哇与巴厘,未包括全印尼,在1965年12月到1966年1月2日之间,遇害总人数为8万人,在此之后屠杀还在发生而且有些地区更为剧烈。
   “真相委员会”报告书编写完后,全部成员都签名。我也要在报告上签名。当时的总警长苏集多是一位穆斯林,为人严肃和有深厚的人道主义,我虽认识他不久但感官上理解他的为人,因此我勇敢询问他:“遇害者总数8万人是否正确?”
   “Ya,一定是更多人,但有什么用编写多多?”
    我对他的答案已感满意,就不必再质问了。
    然后我就查问Achmadi(新闻部长)。
   “哇,总人数大约是十倍于编写的。”
   “啰,你为什么参与签名?”
   “Ya,算了吧!”
    农业部长Hermanses也是如此,他是基督教徒,在内阁是新人。我推测其性格如雷孟那博士,因而我未同他交换意见。
    1966年1月2日,我们回到雅加达面见总统,内政部长兼真相委员会主席苏玛诺博士/少将呈上我们全部人签字的正式报告。
   “寻找真相委员会”呈给总统的正式报告说明,在巴厘、东爪哇、中爪哇和苏北地区9·30事件后被杀害总人数大约为80000人,可以断定,朋加诺自己知道这数目并未描绘出实际情况。
    Achmadi少将,新闻部长,当在梭罗沙希特旅馆时与我同一房间,他深深吸一口气后感慨地说:“哇,太过分了,为何我的民族会如此残酷?”而基督教徒农长Hermanses一直沉默不语,但看出深受打击。
    在真相委员会与总统正式会晤后,朋加诺在房间内单单传叫我:“快说,是多少人?多少人?”
   “Pak,刚才已报告是8万人。”
   “啊,那只是官方的。但黄兄,黄兄你发现有多少?”
    我答复说,根据真相委员会的经验,大约是5倍到6倍之多。遇害人数约为50万人或60万人。
   “好了,你可以快快回家了。”
    我可以理解,因为有人正张开大眼注视:黄自达为何单独被总统传叫?
    在1965年10月13日苏加诺总统在演说中已宣布,印尼各地发生的大屠杀被害人数已比几年来的越南战争还要多。

   有一天,我被总统传召。
    “黄,我们都知道,我的座位,总统宝座,正不断被动摇。大学生(KAMI)、中学生(KAPPI)、学者(KASI)示威,宗教集团示威……我给你责任试试探索全部将领中谁还忠于我,和谁正在撼动总统座位?”
    当然我深感错愕,直接询问:“Pak,为什么一定要我,不是找苏班德里奥?”
    “苏班德里奥已被陆军部人员指认为他有野心要取代我,如果我已不在。当然啦,陆军方面有别的候选人,因此不要苏班德里奥,如果我给他任务,不会有成果。”
    “为什么又不用Pak雷孟那呢?”
    “他太善良了,更多像传教士而不像政客,如果我找他去探索他就直接询问:‘将军,你还忠于朋加诺或不。’此种方式是行不通的,因此他不适合。”
    “如果用海鲁沙列呢。”(按:海鲁沙列为第3副总理。)
    “海鲁沙列被一部分陆军方面的人指责为‘寻找自富’,因而我就选择你,特别是你是华人后裔,没有一个将军将会指控你梦想当总统来取代我。陆军也不会对你存疑。因此我就责成你。
    我变为无法拒绝。总统说出一些“名字”我必须会见的人:苏哈多将军、纳苏迪安将军、苏丹哈孟姑布沃诺等等。在所述名字中我成功地会见了几位,苏哈多将军、苏丹、哈达宛准将、苏吉哈托少将等人,总统所说的全部人不成全部会见是因为我太快被逮捕和扣留。
在军部会见苏哈多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先会见苏哈多将军,我找借口可以会见他,不可能就如此会见而探其内心,因此我使用的理由是“对抗大马”问题,在此事上他是主要执行者,而我自己只是小小的助理。有一天在总统府,我对苏哈多说:“Pak,如果可以,我要拜会Bapak。”
    “有什么事?黄伯。”
    “对抗问题,Pak。”
    “好!黄伯要在那里与何时会见?黄伯自己决定好了。”
    “Pak,不要我决定,我是无所事事的人,我没有固定部门,而且哈多伯非常繁忙,治安还未稳定,还有戒严呢。”
    “好,如果黄伯交给我,那如果你不反对,最好会晤在甘密尔火车站前的战略后备部队总部好吗?我在那边工作和睡觉。”
    “好,我同意,只是何时和几点?”
    我记得他说星期二晚上9点。我奇怪地问那不是晚上戒严吗?他就说我将被专车接送。
    就在约定的时间,我被一辆坐满军人的装甲车和一辆吉普车迎接。我自己用部长汽车随行。
    当然我不是第一次会见他,我经常在总统府会见他,比如在艺术晚会。我见到的他是非常简朴,他的角色不显著。他不曾抢着坐在前排,衣着也很朴素。
    到达战略后备部队总部,一位副官迎接我并说略等一会,Pak哈多还正在接见人客,我由Yoga Soegama上校陪伴,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名字。此人白皮肤,秃头就像一个球。
    人客走后,我进苏哈多将军的工作房间,他穿白色圆领汗衫,穿日本拖鞋,穿青色军装长裤。
   “黄伯,对不起我穿着如此,因为忙于工作。”
    他向我指着他的睡床,一个绿色的军床加上蚊帐。“黄伯要喝什么?”因为我说什么都可以,他就给我一罐沙示水。
   “那,黄伯要讲什么故事?”
    我谈起英属马来西亚。他表示,将会给予处理。随即,反而是他开始说:“黄伯谈起对抗问题,较后我会帮助解决。但是我要问黄伯先试试向总统询问,对抗(大马)的战略是什么?目标是什么?”
    一听此话,我似乎仰天跌了一跤。执行对抗(大马)的将军会有如此问话?总统在每次开会时已大声叫喊“对抗”,而此将军假装不知道,我心中盘想:很清楚,他不同意“对抗”和他自己的任务。
   “我必须知道。”他进一步说:“因为牺牲的是我的手下,这是为了什么?”
   “啰,将军不是可以自己询问总统?”
   “我不要问他。如果我询问,很清楚总统会说:‘又是陆军部。他会破坏我,阻止我的政治措施。”
    怎么会说此话?看来很清楚,苏哈多与总统有不同想法,我作梦也没有想到军队中会有此情况。我先是以为政府是和谐一致的。
   “啰,为什么要我询问总统呢?”
   “是呀,如果黄部长询问,总统也许要回答。黄部长不是他的“宠儿(Anak Emas)吗?
   “苏哈多将军,在政府事务上并没有所谓宠儿或继子,没有那回事。”我慢慢答复。
   “我不要问,黄伯去问好了。”
   “如果我问总统,我将被喊“笨蛋”,因为已好多年我负责“对抗”的任务,为何我反而询问对抗的战略。如果我被责骂“笨蛋”那一定会被问:“谁问这问题,是黄兄或其他人?”如果有这样问,难道我要说是哈多将军?”
    他沉默不语,从眼中看到懊恼,嘴巴紧闭,从那儿我看到“微笑将军”,果断无情的脸,这是我看到的,那时的全部表情使我难以忘记。他的眼神,他的嘴唇,他握拳敲桌,嘟,完全与朋加诺不同。如果此将军说A,就一直是A,不论用什么方式。如果朋加诺,看到人哭泣,心肠就软了。比如纳苏迪安将军于1952年10月17日叛变,3年后反而被他提升为陆军总参谋长。如果朋加诺说雷孟那博士是传教士,我说朋加诺是一半传教士,是一位太好心肠的人。比起国家领袖,他确实更像是国父。
    我与苏哈多将军会面好多次,如果不错,有3或4次。在那些会晤中,他更多地询问:“什么时候总统要宣布最后的命令?”他时常说:“冷静!因为我将给予最后命令包括政治解决,因此你们不能自相残杀,哈多将军现在要通过黄伯向他讨账!”
   “Pak哈多,不是你不耐心等待,我也是如此。将军刚才说,印共让它存在,你的手下一直被杀。”我诚实的答复是:“Pak哈多是最有权力的人,最有义务知道对抗的目的和什么时候宣布解决9·30运动的最高命令。因此哈多伯是适当询问朋加诺有关于总统承诺的最后命令,我自己也问了总统,但总统不要回答。我不愿再问他。何况我看到他咬着指甲不语,这显示还未有决定。”
    听到此话,苏哈多将军谩骂:“印共已几次刺我们?当我们对抗荷兰时我们被刺,现在我们的领导人被杀害,我们还等什么?为什么不下令解散?还等什么?1955年,我当时是中爪哇司令,我向他报告:“Pak,要小心中爪哇选举,如果没有采取一定行动,全部一片红,全部红色,共产党。”总统答复:“是红色、是赤色、是青色、是蓝色、由人民抉择,这就是大选嘛!”
   “那是什么?那怎么是领导人!”哈多将军充满懊恼地说。
    从那时我已相信,我一向站立的土地将要塌下了,我能有多久再当部长?最好我准备毛巾、牙刷和皮箱,只是我不敢告诉我的夫人。根据我的感觉,我们就正如在下落轮船里的小老鼠,朋加诺当然厉害,但只是在麦克风前面。苏哈多不仅掌控了麦克风,也拥有子弹和大棍,因此我们一定输给他。当时或许我的脸色已开始苍白,好在没有人看到,因为战略后备部队总部灯光有点模糊。

  “解散印尼共产党,黄兄认为怎样?”苏哈多将军反问我。
    “我只是在基本宪法下总统的助理,我也相信朋加诺拥有尖锐的政治嗅觉,拥有足够的工具可以评价10月1日的悲剧。如果朋加诺未解散印共意味着他不相信印共全体牵涉。当然,在几次内阁会议上,总统说,有几位印共领导人糊涂,中了挑拨煽动。他们应当被法办,但是总统未曾说全部印共应受法办或印共应被解散。总统从不曾如此说。他反而一再指控,有外人牵涉9·30事件。”
    “那么,黄伯自己的看法呢?”
    “我没有任何工具。我在办公室只有8位职员。拥有情报工具的是苏哈多将军和总统。在我担任部长期间,我相信朋加诺拥有特越功能可作出评估,我则不能说印共应解散。但是如果总统说印共解散,我将随着大喊解散印共。”
    “哦,这就是你黄部长!如果总统说:‘跳入井内,黄伯就跳井。跳进火坑,你也跳入。”
    哇,我想,谈话越聚精会神,我感到正被查问。
    “我相信苏加诺总统不会要求我跳井。”这就是我唯一的自我辩护。
    “但是,黄伯是否相信印共涉案?”
    “我不知道,我没有任何工具。”
    “啰,大印尼党?”
    “大印尼党是我参加的政党,忠于朋加诺。”
    苏哈多沉默不语,可能他对我恼火。但可肯定的,他对朋加诺很愤怒。
空军站在朋加诺背后
    我也曾会见空军部队的高官,他靠近朋加诺。我会见他不是在空军总部,我们在一间静寂屋内会面,没有佣人,该军官都自己带来饮用的白开水。
    “Mas,现在局势紧张呀!”
    他直接开口说:“我们对总统阁下颇失望,已在Maospati准备好火箭,瞄准雅加达,向朋加诺报告后,反而被骂了一顿:要破坏印尼?要破坏首都?要看到鲜血横流?快停止!那朋加诺的跟随者要做什么呢?朋加诺怎会被指控杀害七位将军?哪!他杀蚊子也不敢,我自己看到,因为他不敢看到鲜血。”
    这是当时空军部队的懊恼实况。
    接下来我在执行朋加诺给予的任务范畴内拜会了苏丹哈孟古布沃诺第九世,他当时是统筹部长兼财务监督机构领导层主席。他选择于1965年11月28日星期日会见我。我们两人在财务监督机构的办公室(Prapatan 2号大厦)会谈了3个小时,广泛交流了9·30事件后的各种问题。
    从苏丹九世身上,确实不能希望看到他公开反对总统的政治措施,也不可能要求他坚决地站在朋加诺的背后。
    他不可能像海军陆战队司令哈托诺少将(Mayjen KKO Hartono)那样坚定支持苏加诺总统。我不曾会见这位海军高官,但他曾通过专人传递一封短信给我,要我传达给总统说明:“朋加诺是黑,海军陆战队就‘黑’!朋加诺是白,海军陆战队也白。”我不曾认识哈托诺少将,也未曾会见,后来,在Nirbaya改造所的扣留营内,我听到他突然神秘地死亡。我后来也在Nirbaya扣留营内听到陆军少校伊曼夏非仪曾被朋加诺给予任务要找出在9·30危机后陆军内部的两大将领,纳苏迪安将军或苏哈多将军哪一位应成为总统最要提防的“对手”?
    在我与苏丹九世对话后,我才知道这位在9月30日逃过被绑架而一向被公众认为与总统有不同政见的纳苏迪安将军,被评价是一位爱国的军官。在9·30事件后,纳苏迪安将军就被解除国防治安统筹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参谋长。
    苏丹九世认为:“我们不能怀疑纳苏迪安将军。决不能!不管如何,纳苏迪安将军是一位我们的爱国者,绝不可猜测他参加动摇朋加诺的总统宝座。”
    我对此沉默,不愿置评。我记得当时苏丹九世还交代:“请你帮忙告诉苏班德里奥,有关我有意在9·30事件后取代他的位置是不确实的,这是一种污蔑,是有集团故意要挑拨离间搞出的。”
    对此言论我当时的答复是:“我作为苏班德里奥的助理,从来不曾听到这传闻,不曾有此事。”
    由于当时反总统示威持续不断,我就向苏丹九世建议是否最好我们发动一个支持苏加诺的阵线。
    苏丹反应说:“呀,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资料。看来印共又在耍手段。”
    “有确切的证据吗?”
    “还没有。大家都不敢肯定说印共有涉及9·30事件。”
    我还会见阿丹马立克,总检察长苏达迪沃准将、哈达宛准将,总统军事顾问Suryadarma空军将军和后来取代乌玛达尼将军成为空军司令的Sri Mulyono少将等。他们都希望尽快解决民族悲剧事件。至于是否忠于朋加诺,出现各种不同态度。我深知朋加诺的为人,不喜欢一位部长在他面前多讲别位部长的三长两短,因此当总统要我做精简报告时,我只是希望总统最好提高警惕并尽可能加强总统认为可依靠的集团的力量。幸运的是,朋加诺并没有要求做更详细的报告。
    后来的历史说明,苏加诺的总统宝座终于被苏哈多将军所篡夺。

印尼华裔国务部长黄自达日记——1965年9月30日历史

                       苏加诺总统接受贫民申诉

转载印度尼西亚《国际日报》1965930历史故事 印尼华裔国务部长黄自达日记

        【引编者注】黄自达律师是苏加诺最后内阁的华裔国务部长,他于1963年12月9日被总统委任为部长,专门协助内阁主席团即总统/总理和3位副总理的特别任务,包括直接处理对抗马来西亚的政治和统筹工作。1965年9月30日他在首都住所如何渡过,如何与苏加诺总统接触和于事后如何周旋于苏哈托将军的掌控局势下工作,并成为一名委员,参与9·30事件事实调查团和编写屠杀报告。1966年3月12日他与其他14位部长被苏哈托逮捕扣留,坐牢11年9个月,1977年12月获释。1995年因癌症去世。在逝世前数年,黄自达亲自根据日记撰写了自传,其中详细叙述了9月30日事件及其后参与苏加诺总统内阁会议的真实情况,是印尼最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其亲身所见所闻的历史故事十分珍贵,值得后人认真阅读研究,特分为数篇转译述以飨读者。
1965年9月30日早上会见苏加诺总统
    我对1965年9月30日,10月1日和2日的事件知道多少?我并没有认真地关注9·30运动前后的发展。我当时的任务是经常来往于外国,如果进一步细列:从1965年9月17日到28日,我还在香港出差并患上感冒(译注:在香港商谈对抗马来西亚政治问题)。关于可能将发生“将军委员会政变危险”的传闻我第一次得知源于印尼党总主席Asmara Hadi接到一封匿名信,他亲自给我看。(黄自达也是印尼党主席之一)
    既然是匿名信,我就不理会,何况其书写方式和内容完全无法让我相信传闻的可靠性。另一项流行的传闻是关于总统的健康恶化。我隐隐约约听到但无法让我相信,因为平均每个星期,我会一次或更多次(如有特别需要)面见总统,我从外表来看总统是健壮和活跃的。
    1965年9月28日晚上我从香港回来,像平常一样,我于当晚打电话给总统府要求明日面见总统报告他交付执行的特殊任务。我得到的答案是:9月29日总统节目太满了,我被要求9月30日才面见总统。
    1965年9月30日,我在“一小时咖啡会”中面见总统,像平常一样,与会者有数位部长和高官,其中有苏甘迪准将,到那个时候,我完全不会感到任何震撼、可怕和成为印尼历史的转折点,会在当天晚上开始发生。“一小时咖啡会”的气氛显得平平常常。
    也是在1965年9月30日,虽然总统府有请帖邀请参加史纳央的群众大会,其中总统也将出席演讲,但我并未出席,虽然我的感冒还未完全痊愈,但由于任务所在,我出席了由一些马来西亚和北加里曼丹名流所举办的简单晚宴,这些名流都是在印尼的辅导和监督下成员(特别是印尼谍报局),气氛也是平平常常。
惊慌的一天
    第二天一早,1965年10月1日约早上9时,当我准备到办公室时,我的秘书苏尼雅蒂硕士(Drs.Suniadhi)来报告:在9月30日晚上发生一批武装分子强硬绑架了一些将领,而且在纳苏迪安将军和雷孟那博士的住家,离我住屋仅步行10分钟的地方发生了“枪击事件”并有人死亡。
    我深感震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立即到第二副总理雷盟那博士(Dr.Leimena)的住家,以查核苏尼雅蒂硕士的报告。我看到什么?在屋子前看到有几位绑着红领巾的士兵进行严格的守卫,他们不准我进入。我的司机说明我是部长而有任务要联系第二副总理时才让我进入会见雷孟那夫人。当时杨叔(对雷孟那的亲切称呼)已不在家里。
    我深感惶恐。雷孟那夫人边述其经过边哭泣,她要求我快快到总统府寻找说明,到底她的丈夫现在何处。同时她也交代我要时常来JL.Teuku Umar看望她,我原来也有意看望纳苏迪安将军的家庭,就在第二副总理住家旁边,但后来取消,杨夫人(雷孟那夫人)说服了我,纳苏迪安在逃脱了绑架后,一定不在住家,而其夫人必定正在陪伴被袭击者击中的小女儿。
    从第二副总理的住家,我经过寂静的马路,有时我看到一群群颈系红布的士兵,到达总统府时,篱笆门紧紧关闭,与雷孟那住家不同,士兵完全不允许我进入,虽然已说明我是部长。他们说:“进去没有用,总统也不在。”我更为担忧,惶恐不安,这些说明了什么?总统不在总统府,第一副总理苏班德里奥正带领一批部长访问苏门答腊。第三副总理海鲁沙列正带领另一代表团访问中国。有几位陆军将领被绑架。我见到的全部士兵颇奇怪,虽然没有明显敌意但令人怀疑。简单说,气氛异于平常。
  部长/陆军总司令雅尼中将已被绑架,于是我决定试试到部长/空军总司令乌玛达尼中将在玛腰兰新区的住家。果然我也只能会见他的夫人,她说明,她的丈夫已不知去了哪里,她也担心其命运,她尝试打电话到总统府,但总统府未给任何讯息。乌玛达尼夫人敦促我自己打电话询问总统府。
    在总统府人员得到解释我确是印尼共和国部长名叫黄自达后,他们才愿接我的电话,并很小心地说明,苏加诺总统、第二副总理雷孟那和空军总司令乌玛达尼现正在某处,情况安全。接电话的人不愿说明他们在什么地方,就把电话挂断。虽然说明简短,但令我心安,当时乌玛达尼夫人也参与聆听此讯息。
    从峇腰兰新区我回到第二副总理雷孟那的住家报告这令人放心的消息。顺路我拜访警察总部,在新区JL.Tanojaya,试试会见部长兼总警长苏集多准将,但他不在办公室,因为正出席西爪哇警区的一个典礼。
    最后我致力想从武装部队的部长兼军队司令得到一点说明,只有前去在帝波尼戈罗路的海军少将马达迪纳达住家,距离我家不远,但再一次扑空,他也不在市内。

在精疲力倦下我仍旧想办法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尝试来到JL.Merdeka Selatan印尼党办事处,或许有朋友听到一些消息,但办事处也是关闭门户。雅加达在10月1日真正成了死城,只有偶尔一两辆汽车川行。我的司机奥曼慢慢也感到担心。他开口建议:“Pak,最好还是您回家休息。”
    到达家里,我被通知印尼广播电台播出了自称为“革命委员会”的重要通告。在听取了一再重复的广播后,关于9月30日晚的谜底开始明晰,撇开成立革命委员会和降低所有武装部队的军官官阶等问题,我所取决的判断准则为:为什么解散两项人民命令内阁由革命委员会所决定?而令人奇怪的行动是,像广播所发布的,这行动是为了保卫伟大的最高革命领袖/总统,但关于总统自己的地位和任务却不够明确。
    对我更为清楚的是:不管是谁发动这项活动,不管其动机是什么和运动的最后目标是什么,可确定的是那些自委任为革命委员会的是单方面制造了政变,取代合法的两项人民内阁,也单方面改变印尼共和国政府首长和国家领袖的功能。很明显这是违反宪法的行动。
    当然,我急欲知道目前总统、第二副总理和其他内阁部长的情况,他们在哪里?他们采取什么行动来应对如此恶化的局势?我应当怎样和他们联络?
    第二天我再次探望雷孟那夫人,原来已有消息通知她下午可寄送衣服和生活必需品给她的丈夫,将由专人来取。杨夫人还给我建议,如果必要可写信给她的丈夫和总统。毫无犹豫,我快速写短信给总统和第二副总理,内容为,知道他们平安后深感欣慰,希望给予说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也请指示我应做什么。最后再次表明我照旧效忠于总统和第二副总理。
    10月2日我照样未能与其他部长联络上并进行咨询。除了革命委员会的通告外,其他的进一步发展完全一片黑暗。不过较后有一次听到不很清晰的朋加诺声音,通知人民他处于安全状况,并要求人民冷静以等待总统采取措施克服危机。
    10月3日我想到应联络总统秘书,即国家秘书处的嘉民(Djamin)先生,他通知我目前的治安情势还没有可能让我亲自在总统的保安处会见他,不过当天下午有专人带信出发,我可寄信给总统。    我考虑到我由雷孟那夫人转寄给总统和第二副总理的短信可能没有到达,因为局势未定,于是在嘉民家我又写了两封同样内容的信转托。
    当时,记得在一周前有请帖邀请于10月3日晚上在茂物总统行宫与移民厅/关税局官员家属举行恳亲会,我就打电话给印尼党的主席兼矿业部长阿慕南托(Armunanto)与另一同党的劳工部长苏托莫(Soetomo Martodiprodjo),决定一同到茂物,由朋加诺一位亲信俊达绍尔迪(Junta Suardi)当保镖前往,争取会见总统。 
    1965年10月3日下午3点,在几位印尼党理事要求下在我家举行会晤。当时我才从泰国和香港回来不久,我需要从他们了解我不在期间国内局势的资讯,但可惜我仅能参加简短的会晤,在当天下午5时,我们三位印尼党的部长,即阿慕南托、苏托莫和我一同动身赴茂物总统行宫,在JL.Blitar动身由俊达护行。
     行前,我交代印尼党内要员“关于大印尼党(Partindo)的正式态度不要先发出声明,要等我们会见朋加诺后才决定。总统最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最有权力决定我们接下来的工作。不要忘记,如果你们做出不同的态度的声明,丢脸的是我本人,因为我已在10月2日向总统表态忠于总统,不管如何,我要求大印尼党的立场与我一致,否则我只好退出,我要求你们也忠于朋加诺。等我返回后做出决定。”
     大印尼党理事们同意。Jakob Siregar和Adi Sumarto也在场。
     我们到茂物时已黄昏,但总统行宫没有灯光开亮不可进入总统行宫,我们只好倒回,在矿业部长的别墅过夜。明天早上8时回到雅加达,半点钟后电话就响了。
     “黄伯,你读了大印尼党发表的声明吗?”
     疯了,我发火:“谁发出的声明?”
     “理事会。”
     “他们不是答应我,要符合我的表态并等我们的消息。”但打电话者建议我阅读报上声明,那时正是10月4日。
     我简略阅读,内容于印共的声明很相似,说明10月1日事件是陆军内部的事务。而对我来说,这不是陆军内部的问题而是设计到内阁。因此不仅仅是陆军,已成为全国问题,已宣布解散内阁,这确确是叛变了,只是我无法说出是谁解散内阁,那已是一次政变,虽然还假装保住国家元首。这怎不令人生气?我确实对大印尼党理事们大为发火,但他们不给回答,我要求在10月9日再次开会。
     我自己编写了第二份声明,全部理事会在被我责骂后同意新内容。大意为:大印尼党并不正确知道发生什么事,大印尼党只表明忠于伟大革命领袖,我们呼吁各方面克制,等待朋加诺的说明。

   大印尼党的第一次声明是由Jacob Sinegar和Adi Sumarto编写的,他们是大印尼党内的左派革命者。后来我才知道其幕后主脑是矿业部长阿慕南托(Armunanto)。大印尼党在10月10日还有发出第二次声明,但看来已经太迟了,终于无法阻止反动派对大印尼党的“愤怒”对付,军队开始逮捕党内尽忠和勇敢的苏加诺主义者如青年领袖Suharto Rebo和我的助手Sardjono。
    首都的政治局势和气氛很快发生了180度的转变。根据我的观察,从1965年10月1日和2日起,在事实苏加诺总统已丧失印尼共和国掌政者的控制权。确实他还有说话的声音,但已失去了掌控局势走向的主导权,仅剩下一些机关的设施的权力来表达其政治意愿。换句话说:在1965年10月1日,实际上苏加诺政权已寿终正寝。
    当时,纳苏迪安将军向一些部长发出“调查表”,征求对9·30运动的意见,我自己也填了调查表寄回给他。而在大印尼党内,也考虑要对一些被逮捕的党干部给予停职以求自救。我的助手Sardjono和青年部Suharto Rebo都要被停职开除,这实在令我为难,因为没有给他们自我辩护的机会,可说不公平。但停职的理由或许也有道理,因为军方正疯狂对付,大印尼党却必须争取生存。最后我不得不接受停职决定。
    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事务全面大颠倒是具体发生在1966年3月11日,通过所谓“Supersemar”授权书,并事先进行一次反苏加诺的武装部队力量的“力量展示”。
    1965年10月5日武装部队建军日,这些武装力量利用埋葬1965年9月30日晚10月1日晨被残酷杀害的7位牺牲者来激发人民反苏加诺党派的情绪,指苏加诺党派是爆发失败的9·30运动的幕后黑手。
    9月30日至10月1日的卑鄙行为也很快地威胁到我个人,不断有匿名电话、污蔑挑拨的传单和在墙壁上涂写,要求开除我本人。我自己确实也无所惧恐,因为我从来没有和印共有关连,印共被指为导演9·30运动,也被“盖章”为进行近似于“自杀”的政变阴谋。
    从一开始,我就照旧敢于在武装部队国军总部参加正式节目,在公众场面出现,并向在政变中牺牲者致最后敬礼,在10月5日我也安送他们到卡利巴达英雄冢的最后安身地。    10月6日内阁会议
    1965年10月6日,总统召开内阁会议,传召我们并没有使用邀请信,仅仅通知要在茂物总统府集合。
    在茂物的第一次内阁会议面对示威的威胁。我们赴总统府路途上被示威者阻挠。在总统府前厅我坐着等待总统出来,我看到了约多(印共中央第二副主席)。奇怪,他还安全。他自个儿坐着,所有部长都不同他打招呼,大家都害怕他,疏远他。我也是害怕与他讲话,但是我想由于我坐得离他比较近,如果有讲话就让他先开口,这样我不会引起注意。
    苏加诺总统刚好看到我,就打招呼说:“嗨,黄兄,你坐得离约多比较近,为什么不敢讲话?所有人害怕他,你不会吧?”
     “Pak,为什么要害怕呢?”
     “好了,就谈谈吧!”
     “约多兄,这事实上是发生了什么?现在变为一片混乱。”
     “Aduh(阿罗)”,他一再摇头,声音十分缓慢:“搞乱了,一切大乱了,为什么会如此发生?”
     约多刚被委任为协助主席团的国务部长才一个月。根据我的感觉,他完全不知道一切。此时内阁会议开始了。
     大部分部长都像我自己一样,非常希望从最高领导人得到说明和解释,关于发生在9·30/10月1日的悲剧及随之每日的发展。总统希望他的内阁助手要采取什么行动?怎样解释在政变后掌实权者所发出的声明和讲话?对即使最不懂政治的人也完全感受到在该次内阁上已出现了国家领导的二元化问题。
     第二副总理雷孟那,他不可能被列为左派集团,何况是同情印共。在该会议上,他一再强调说:“我们现在确实是陷入新帝国殖民主义的圈套,那既是让印尼人打印尼人。根据我的结论,9月30事件是新帝国殖民主义的计谋,因为知道我们要加强对抗,将要召开‘反对外国军事基地大会(KIAPMA)’、‘第二次亚非会议(AA II)’和新兴力量会议。”
     杨叔进一步指出:“印尼的革命是上天的意旨……每次没有朋加诺的祝福如9·30运动一定是失败的。要行使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宗教观点相平行的理念来进行革命……”
     而总统自己又怎样说呢?以下是他的训话:“不必犹疑和担心我受革命委员会影响,我不会向他们屈服,发疯!如果我同意内阁被解散。”他的发言主要是针对一些武装部队领导人参与会议以取得他们信任。”
     总统继续说:“现在吵吵闹闹,应先冷静下来,然后才以政治方式解决。我将照旧与你们以此内阁进行革命。我最主要的利益是共和国和革命的持续性,我要求全体部长与总统有同一想法。”
     对来自印尼伊斯兰联盟党(PSII)的统筹部长兼国会议长阿鲁齐(Arudji.K)他从10月1日后态度180度大转变,总统对他说:“阿鲁齐兄弟太过情绪化,因为被苏集多的说明所伤害。”(总统说的苏集多上校是最高行动指挥部的主席。)
     对国会副议长塞朱,他喜欢向报界表达他对有怀疑者的“忿恨”,总统向伊联党提醒说:“莫哈默德在枣树上面……”后面记不住是说什么,最后总统昂扬地强调:“对残暴凶手进行审判好了。但革命应当予以保护……同时纠正已在进行,比如空军部队的训练官被逮捕。”
     当时,印共领袖唯一可以参加内阁的人是约多,他也才被任命为国务部长,看来他非常疲劳和受打击。当时他已被所有部长所疏远,他声音细缓但还可听到,使全体部长和我自己放大耳朵倾听。约多直截了当表示:“确实有印共成员牵涉入,但是也有中央情报局成员涉案。”
     这就是我所记得的关于1965年10月6日茂物总统府的内阁全会,这是可怕的1965年10月1日凌晨事件后第5天和9·30牺牲者埋葬后一天所举行的。
     当天,总统看来深受打击,怪可怜的,异于平常,没有轻松,没有活力,也没有笑声,开会气氛也充满悲情、紧张、担心,有时还有深深的忧虑渗以总统的愤怒。

   1965年11月6日在茂物总统府又举行9·30事件后第二次内阁全会。根据黄自达部长记录,印共副主席约多还出席会议,并发表简短讲话,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的露面和发言,以后就被苏哈多军政“消除”。
    以下是黄自达部长记录会议上苏加诺总统、雷孟那副总理和约多讲话的主要内容摘要。
    苏加诺总统说:“混乱!难道我会允许我的内阁被解散。我知道,在经过分析后,是谁实际上在大喊大叫,敦促我要开除苏班德里奥(即第一副总理兼外长),他没有在计谋中被清除掉。不可参与煽风点火,不可参与大喊大叫指责大印尼党(Partindo)态度不明确,比如黄自达,因为他是华人。所有人都有缺点,不管怎么样,我将照旧保留苏班德里奥留在内阁当第一副总理,他是我的外长,最勇敢面对新帝国殖民主义(Nekolim)。黄自达,我将照旧要求继续工作,处理政府内部和两项人民命令任务。这一路来我满意他的工作。”
    苏加诺总统指出:“新帝国殖民主义的最大敌人,在北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RRT),在东南亚是印尼。印尼和苏加诺被认为是东南亚最危险和最大的焦点。因此他们的战术是:把中国从印尼分割出来,而现在就开始成为现实。美国在雅加达的大使约纳斯(Jonas),已发出1亿五千万盾给予发展“自由世界的理念”,我手上握有交钱和签收的文件。钱是没有味道的。绝不可进入新帝国殖民主义的圈套,要不然我们的革命就要完蛋。
    朋加诺一而再,再而三次大声呼吁:“保卫我们的革命。”
    他说明:“为使到有冷静局面,开始事件应冷静的研究。9月30日事件本身确实不单单是陆军部队问题,而有几位将领被杀,主要还是政治问题。因此要从政治和革命角度来观察,也应当冷静地研究。其事件尾声完全不符合我的意愿。到处放火烧毁和大肆屠杀显然是有人操纵主使。”
    总统情绪激昂地大声指出:“背后操纵主使也发生在政治场合。”他高声而愤怒地呼吁:“我命令全体各界不要再搞热局面。参与放火燃烧的政党将被解散。革命正在关键赌注时刻,我确实正在考虑解散印尼共产党。我在内心决定:如果你们还喜欢我,就保留我。如果不要我,就把我丢出去!绝不要跟随煽动放火,比如说什么‘牺牲将领的生殖器被100次刀割’,绝不可大肆破坏,烧毁掉700家属于国籍协商会成员的米较厂。有黑传单关连到我本人,很聪明地编写,最好还是枪毙我好了。
    “执行你的任务吧,如果必要被绑架,只要革命安全,我要公正!难道我们民族的道德如此低落?政治斗争应当公平:实行我们的任务不必计算其后果。”
     第二副总理雷孟那博士在11月6日的会议上再一次强调:“从事件的恶臭后果看,可确定9月30日的主要策划者是新帝国殖民主义,但其“演员”是印尼人自己,可被人利用的人。9月30日是国家和国际的大挫折。
    苏加诺总统以较冷静但严肃和充满关怀的声音发出指示和命令以争取达到局势冷静下来:“所有部长应下放到底层以向他们背后的组织单位传达总统的指示。”
    总统很感叹“茂物宣言”(所有政党与群众团体在茂物向总统承诺协助冷静局势的会议成果)没有被执行而成为一纸空文。
    总统说:“大家看,各地区都不断冲突,我们切切实实挫折倒退了最少8年,退回到1957年局面。应让百花齐放。每个政治斗争认识种种政治理念,人类不是石头。在印尼土地上已成为事实,有民族主义、伊斯兰和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全部是既有的现实,应结合起来成为多姿多彩的花圈,没有人民的团结统一,革命不可能成功。这就是我的‘Nasakom’理念的开始,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承认不同党派的理念。要杀死刚才所述其中一个理念是切切错误的。因为民族主义一宗教和共产主义是从人民中客观产生的。民族主义客观存在因为我们太久被殖民统治。宗教客观浮现因为过去宗教被(记录模糊不能阅读),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是社会出现的现象。如果要杀死‘民族主义-宗教-共产主义’就如要咬破钢铁一样。人不可能谋杀‘精神’,因此我要统一‘民族主义-宗教和共产’(Nas-A-Kom),现实的流派。而共产主义不是印共而已,而是所有社会主义社会的流派。在精神上,我是政治民族主义,是有神论族群,是社会主义社会者。列宁说:‘共产主义的幼稚病是左派极端主义者,是共产幼稚主义者。每次施行其理念都遭遇幼稚病如温东、Karto Soewirgo等等。但是伊联一些人的伊斯兰幼稚病可以消失为……(不可阅读)。
    在黄自达的记录中,印共副主席约多还出席1965年11月6日的内阁会议,他还在会上说明:“9·30运动是一群笨蛋所为,损害共产主义,但也有民族主义集团参与屠杀行动如在泗水、马吉朗和三宝垄发生。”
    根据我个人观察,虽然没有部长或高官(不论是民政或军方)敢公开在会议反驳总统的讲话,但我相信他们中有一些人在离开茂物行宫后就参与日益疯狂的逆流,其最后目的是把朋加诺从印尼土地上铲除。

   当时,每天都发生“粉碎9·30运动分子”的大示威和破坏行动,全国各地发生了系列的屠杀事件。不但在社会上广泛地发生分化和冲突,在政府部门内也开始进行铲除行动,朋加诺

的威望和言行已无法维护政府内部的团结合作。
    全部支持苏加诺总统的报刊都被扫除,出现一批陆军部队支持的新报纸和已有的军方报纸。报纸上的言论,电视和电台的广播,墙壁上的涂写,都煽动反苏加诺的言行。慢慢演变为对付苏加诺支持者和所有被列为左派的政党和民间组织,办事处、大厦被烧毁破坏,相关成员和无辜人民被大规模杀害。
    危机日益走向高潮,连政府副总理公署和外交部也被示威,在Jl.Veteran 17号的第二副总理雷孟那和第三副总理海鲁沙列及我在国家宫旁的办公室都被波及,一点也不安宁。
    有一天,有数位部长和高官正和总统交谈,当时文教部长布里约诺教授/博士(Prof.Dr.Priyono)靠近我并细声要我(黄自达)报告总统,说他刚接到讯息,由国籍协商会创办和引以为傲的共和大学(Ureca,Universitas Republica)目前正被一批年轻流氓示威、枪击、燃烧和破坏,这群人中还拥有武器,他说。我相信罗斯兰·阿杜加尼(Roeslan Adulgani)也听到这细声讲话。很容易预测,如果朋加诺采取行动对付共和大学的破坏者。我将被指责为向朋加诺通风报信。我担心总统高声叫喊让大家听到共和大学发生了什么事,引起其他部长的关注,如果听到的是雷孟那博士、罗斯兰·阿杜加尼和阿丹马力克,当然没有问题,但一定有一些部长与朋加诺不同路和分歧,比如那些维护Kami和Kappi的部长。(Kami和Kappi为军方组织的大学生和中学生行动组织)。
    我问布里约诺部长为什么他自己不向总统报告,不知为什么,我还是被他敦促。有必要知道,当时布里约诺部长已开始被人在墙壁涂写指骂。因此最后还是我向朋加诺报告讯息,他当场反应强烈:“看啦,这真正是反革命行动,不是吗?”
    人民联络统筹部长罗斯兰·阿杜加尼博士坐在总统身旁有一点惊奇但未发出反应,第二副总理雷孟那博士以忧虑的声调说:“我曾到那里,我知道共和大学,他们真正是摧毁文化的破坏者。”
    除了遗憾外没有其他行动,苏加诺政府已无所作为,而控制国家工具掌权者却反而支持该行动,其他人则不敢有表示或不理不睬。
    当天下午,共和大学领导人打电话给我,希望我愿意现场去参观被破坏的实验室和看望几位因保护仪器而被打受伤在附近医院治疗的大学生。到了现场,我深思,印尼是否已有了太多的高等学府而需要烧毁共和大学?共和大学和全体大学生有什么过错?是否因为有意

为印尼国家和人民服务或太浓厚落实合法共和国总统苏加诺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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