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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墩黄氏名贤——黄叔璥:从京城走出来的首任巡台御史

黄叔璥:从京城走出来的首任巡台御史   2014年12月17日        来源 : 《台声》2014年 第十二期 P80   作者 : 吴小珊 

 

黄叔璥画像

  黄叔璥何许人?说到他,今人多引用连横《台湾通史》中的记述,此只百余字。即:“黄叔璥,字玉圃,顺天大兴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历任京秩。六十一年,始设巡视台湾御史,满汉各一员,廷议以叔璥廉明,与吴达礼同膺是命。达礼正红旗人也。既至,安集流亡,博采舆论,多所建设。著《赤嵌笔谈》、《番俗六考》,志台湾者取资焉。”从中可见,黄叔璥是清政府派往台湾巡察的第一任御史。
 
  作为一位历史人物,黄叔璥在当今社会的知名度并不高,但近年来的一些时事却与他有关。比如,2012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钓鱼台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白皮书。其中言道:“清朝不仅沿袭了明朝的做法,继续将钓鱼岛等岛屿列入中国海防范围内,而且明确将其置于台湾地方政府的行政管辖之下。清代《台海使槎录》、《台湾府志》等官方文献详细记载了对钓鱼岛的管辖情况。”此中提及的《台海使槎录》即为黄叔璥所撰。在该书卷二《赤嵌笔谈·武备》中有如下记载:“……台湾州仔尾、西港仔、湾里,凤山喜树港、万丹港,诸罗海翁堀、崩山港,只容(舟古)仔小船。再凤山岐后、枋寮、加六堂、谢必益、龟壁港、大绣房、鱼房港,诸罗冂仔、穵象领,今尽淤塞,惟小鱼船往来耳。山后大洋,北有山名钓鱼台 (即指钓鱼岛),可泊大船十馀;崇爻之薛坡兰,可进杉板。(亦写成舢板)……”这段文字确定了钓鱼岛的位置和归属,如今被学者们广泛引用。
 
  研究黄叔璥的人很少,据说主因在“资料太过奇缺,无人敢于问津”。有关其人的史料,散见在台湾方志、碑记、史书、辞书等文史工具书的条目中,以及家族谱牒、名士文稿、学人笔记中。至于相关人物编研方面,涉及黄叔璥生平乃至“巡台御史”的论著甚少,好在他本人的著作以及清代官吏文书等相关档案史料的存世,使得黄叔璥人生的主要脉络,尤其是他作为首任“巡台御史”的经历,尚算清晰可见。 
 
  黄叔璥生于北京,卒于北京,其生卒年不详,今人众说纷纭,考据尚无定论。福建学者林庆元和台湾学者黄武智都推算黄叔璥生卒年份大致在1682年至1758年。当今似可简言之,黄叔璥生于康熙年间,卒于乾隆年间,宦海沉浮中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康熙四十八年(1709),黄叔璥与其兄黄叔琬(字象圃)同登殿试金榜,被赐乙丑科进士出身,分别为第二甲第十二名、第二十七名,加之其长兄黄叔琳(字昆圃)早在20岁时(1691)就考中辛未科进士为第一甲第三名(探花),他们被誉为“一门三进士”。据说,明清两代大兴县籍进士达500人之多。此外,其兄弟黄叔琪、黄叔瑄先后在1705年和1713年中举。其家,时被誉为“五子登科”。康熙五十四年(1715),黄叔璥擢升御史,曾任巡城御史,专职巡视京城东城。康熙五十七年(1718),黄叔璥出任浙江道监察御史。御史一职自秦代即有,属监察性质,位不高但权重。清代初期明定监察御史职责为“查纠百司官邪、天子耳目风纪”,职位定在三品,顺治十六年(1659)改为七品,康熙六年(1667)升至四品,康熙九年(1670)复降七品。雍正七年(1729)起据任职资格不同而分别定为正五品或正六品,乾隆十七年(1752)又定从五品。
 
  康熙六十年(1721)4月,台湾岛内爆发朱一贵抗清起义,参与、附和者达30万人,占当时全岛人口过半。起义主因“台湾地方官平日但知肥己,刻剥小民,激变人心,聚众叛逆”。清政府为此加强对台湾的管辖、对台岛地方官员的监察以及信息的沟通,开始建立“满汉监察御史巡察台湾”制度、设置“巡台御史”一职,由都察院请旨派遣满族、汉族御史各一,驻台湾府城,任期一年。康熙六十一年(1722)3月8日,康熙皇帝钦定吴达礼(满族,正红旗人,因先后参与平定吴三桂、噶尔丹而两次被加封官职)、黄叔璥(汉族,时任浙江道监察御史)同为首任“巡台御史”。同月12日,康熙帝召见吴、黄二人,当面授以治台旨意,并授“中宪大夫”(四品),借此强调对首任“巡台御史”的重视。同年4月6日,吴达礼、黄叔璥在京出发,经过百日长途跋涉,7月中抵台。其间,黄叔璥“就郡县牒牍所状”,边巡行台湾边写作所历,甚至深入山区采风、走访少数民族部落(“番社”),其辛苦尽职可想而知。他把这段经历写入《台海使槎录》并署名“绣衣使者黄叔璥”,为其短暂的“巡台御史”生涯留下了丰富的史料。1723年,康熙皇帝崩逝,雍正皇帝继位,吴、黄二人奉命留台延任一年。此后,陆续有满汉官员接任“巡台御史”。据两岸学者考证,乾隆十六年(1751)“巡台御史”改为3年一次任命,但“事竣即回,不必留驻候任”。最后一任满、汉“巡台御史”为乾隆四十六年(1781)任命的塞岱、雷轮。至乾隆五十二年(1788)撤销御史巡台制度止,66年间共有47位“巡台御史”渡海上任。

康熙六十一年(1722)首任“巡台御史”黄叔璥绘制康熙台湾舆图(今台南市部分),该图现藏于台湾博物馆

  用今日流行语汇表述,黄叔璥当属“学者型官员”。他在台巡察的两年间,一方面大量搜集行政史料、了解风土人情,一方面结合所闻所见撰写心得,完成了近9万字的《台海使槎录》(8卷,1724年)一书。此书由《赤嵌笔谈》、《番俗六考》、《番俗杂记》组成,不仅是他个人的代表作,亦成为研究台湾历史的必读经典,流传至今并全文被收录在《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根据两岸学者们发表的研究成果,黄叔璥主要著作尚有《南征纪程》(1722年)、《台湾县学碑记》(1724年)、《南台旧闻》(16卷,1739年)、《广字义》(3卷,1739年)、《中州金石考》(8卷,1741年)、《国朝御史题名录》(5卷,1754年)、《近思录集朱》(14卷,1754年)、《宋陈石堂性理字义》(孙承泽增删、黄叔璥续辑广义)。此外,《大清畿辅书征》、《清儒学案小传》等书籍中虽提到黄叔璥曾著有《慎终约编》、《近思录集注》、《既倦录》等,但无从查找,恐已属佚文。
 
  黄叔璥每每撰文落款时常用“大兴黄叔璥”,其居所应在天子脚下的“大兴”。但此“大兴”非今日的“大兴区”。清代的北京,内城为皇宫和八旗驻地,外城为旗外百姓居住,分五城十坊,归顺天府下辖的大兴、宛平两县管理,其大体以鼓楼至永定门的城市中轴线为界。据考“自金代开始形成了东属大兴县、西属宛平县的局面,元、明、清时期亦复如此”。大兴县署在今东城交道口一带的大兴胡同(清代乾隆年间称大兴县胡同、光绪年间称大兴县署胡同),而宛平县署则在今地安门西大街一带的东官房,此处“地以宛平县之官房得名”。至于黄叔璥具体居住在“大兴”何处,困惑不已的是众说纷纭。
 
  一说“大兴黄村李铁拐巷”。据《台湾淡水厅候官清光绪进士编修金墩黄彦鸿家谱》中记载金墩黄氏雷山廿一世孙黄叔琳、黄叔琬、黄叔璥“居京师大兴黄村李铁拐斜街黄宅”;《台湾竹堑金墩家谱》中也载黄度为黄彦鸿的孙辈,自称“金墩廿五世孙台湾淡水港竹堑儒士”,他在续修家谱时有关黄叔璥一家用了“世居大兴黄村李铁拐巷黄宅”的字样。问题是大兴确有黄村,而黄村不见李铁拐巷。其中亦有李铁拐斜街的说法,源自清代朱一新所撰《京师坊巷志稿》“藤阴杂记:灵椿坊李铁拐斜街,侍郎叔琳父卜居,梦祖授以小钺,侍郎果巡抚浙江”,又“黄叔琳万卷楼故居在李铁拐斜街”。清代“吟梅居士”戴璐所著《藤阴杂记》中涉及黄家有“同胞同登进士:大兴黄叔琬、叔璥”,“御史院题名碑,日久漫灭。黄侍御玉圃叔璥刻为一书”,“灵椿坊李铁拐斜街,黄侍郎叔琳父卜居,梦祖授以小钺,侍郎果巡抚浙江”等记述。令人颇为疑惑的问题是“灵椿坊”在北城、今鼓楼东大街一带,而李铁拐斜街(今铁树斜街)在南城、今琉璃厂东一带,一北一南,相隔数里。
 
  关于黄叔璥居所尚有“中西坊”、“孙公园”之说,皆来自福建学者林庆元所著《黄叔璥传》附录《黄叔璥生平大事年表》之中。其中写道:“大兴县中西坊出生。”“中西坊”为“五城十坊”之一,李铁拐斜街倒是在其辖内。但若以中轴线为界,中西坊似乎并不归属大兴县。此外,黄家可能后迁居他处,如“孙公园”。在大事年表中雍正十二年(1734)有这样的记述:“叔琳兄弟一家移居孙公园。兄弟五人团聚”。“孙公园”位于今和平门外琉璃厂以西,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天府广记》作者孙承泽的私家花园。此园占地达数亩,东边止于今南新华街路西(李铁拐斜街就在其路东)。园内建有“万卷楼”,上下共14间,存放孙承泽的私人藏书。万卷楼的对面庭院里有“研山堂”,是孙承泽会客写书的地方。孙承泽去世后,这座宅园屡易其主,住过许多文化名人。每有新主人入住,多将其居住的部分重新修缮,有的仍沿用原建筑名称。到清末,则为安徽会馆、泉郡会馆、台州会馆等会馆所用。孙叔琳曾以“万卷楼”为室名,并在藏书留下“北平黄氏万卷楼图书”印记。笔者推想,此乃黄家迁居孙公园后沿用楼堂旧名所致,但尚未查到可资的确切史料。
 
  笔者欣赏学者林庆元先生著作《黄叔璥传》结语中最后一段的几句话,抄录如下,亦算是对这位出身自京城的首任“巡台御史”敬羡之情:“叔璥一生跋涉于宦道,但只能以中层宦吏以终。尽管如此,他仍尽心尽职,勤于政事,忠于职守。无论在台湾或河南,他的举措,均体现儒家宽政爱民之风范。黄叔璥虽早已成为古人,但其人风范,即使在现在仍然是一种引人向善的人格力量,也是从政者的一面镜子。”(吴小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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