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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华人是中国海外人口最多位居印尼第三大民族——华族

黄鸣奋

提要 印尼华文教育正进入历史上第二个高峰期,但由于历史与现实原因又具备特殊的风险。要想规避风险、抓住机遇,在国内必须处理好华裔教育与国民教育、复兴传统与开创新路、慈善事业与教育产业、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等四重关系;在国际上必须看到印尼华文教育正经历从母语教育到第二语言教育、从中华文化传承到多元文化交流、从依托中国办学到国际化办学的转变,与中华文化的亲缘关系深受世界多元文化架构影响.

印尼华文教育在二次大战之后曾经有过辉煌的时期。据统计,到1957年,印尼有华校近2000所,学生42.5万余人。[1]印尼当局对华文教育的勃兴感到不安,从1957年起苏加诺政府就采取措施以限制其发展。苏哈托上台后对华文教育采取更为严厉的政策,印尼华文教育受到严重摧残。到1966年5月,仅存的629年华校全部被关闭,27万余名学生失学,印尼成为没有华文教育的国家。[2]华族因此失去了懂华语的第二代。1990年8月中国与印尼复交之后,形势有所变化。1998年8月,哈庇庇总统已经表示要为华文教育开绿灯。1999年瓦西德总统执政后,印尼政府改变政策,对华文教育解禁。短短六七年间,华文教育迅速复苏。2001年笔者初访印尼时,已经感受到华文教育的生机。2005年7月,在参加首届世界汉语大会之后,我又与本院刘小斌老师对印尼进行了为期半个月(7.25-8.7)的访问。其时,一连串的喜讯纷至沓来:苏西洛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7.27-7.30),两国达成了有关华文教育的协议;印尼学生陈韦荪、陈韦升亲兄弟在深圳明珠学校求学,2005年分别考取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北京大学信息工程系;在中华文化学院、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等机构组织的第二届全球中华文化经典诵读大会(北京,7.27-7.31)上,由印华总会妇女部等组织选送的小朋友获得特等奖;原玛琅中华中学校友筹资兴办玛中大学的工作进展顺利,明年可望招生……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印尼华文教育近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兴奋之余,我们所接触的印尼华文教育界的人士仍不时流露出某种忧患意识,其原因部分在于长达32年受压制所造成的创伤,部分在于对目前华文教育明显断层、人才青黄不接的焦虑,还有便是对未来前景存在诸多不定因素的担心。谈到当今世界的热点问题时,国内媒体经常使用“挑战与机遇并存”的说法。对于印尼华文教育界来说,更恰切的提法或许是“风险与机遇并存”。本文首先描述当前印尼华文教育的基本态势,然后就印尼华文教育所涉及的国内外关系加以分析,旨在为把握印尼华文教育的走向提供参考。


(一)当前印尼华文教育的基本态势

众所周知,苏哈托政府将华人视为外来民族,实行强迫同化政策,禁止华人保留民族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严令取缔华文学校、华文报刊。中国与印尼复交后,为了满足振兴旅游业、经贸业的需要,印尼政府开始允许这些部门举办华文补习班,但仍对中华文化保持戒心。1998年5月印尼暴乱迫使十余万华人逃往外国避难,导致数十亿美元外流。主张奉行民族和解政策的瓦希德1999年10月当选为印尼共和国第四任总统。他推行民主化政策,解除对华文教育的禁令,给华文教育带来了转机。当前印尼华文教育无疑正在进入历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期,令人鼓舞的气氛表现在政府对于华文教育的重视、民间组织兴办华教的热情等方面。

近年来,中国与印尼的经贸关系日益密切,文化交流不断扩大,政府领导人的来往也趋于频繁。2005年4月25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印尼进行国事访问,与苏西洛总统共同签署了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宣言。2005年7月28日,胡锦涛主席与对中国进行回访的苏西洛总统共同出席了系列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这些文件当中就有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与印尼教育部基础与中等教育总司关于汉语教学的协议书。这标志着印尼华文教育迎来了发展的新机遇。苏西洛总统准备设立面向公务员的华文教育中心,使未来使馆人员都懂得华语,从而更加了解中国的走向。政府对于华文教育的重视不仅体现在最高决策层,而且体现在有关职能部门。印尼教育部早在2001年8月就颁布决定书,允许开办华文学校。印尼国民教育部校外教育及青年、运动司近年来为提高印尼华文教学水平做了大量工作,其中包括主办推广华文教育研讨会、举办由政府承认的汉语水平考试(2001.10-)、派遣考察团到中国进行华文教育项目洽谈等。印尼国民教育部基础与中等教育总司也将华文教育列入自己的议事日程,多次派员到中国考察,与开展对外汉语教学的有关高校签订了合作协议。目前,印尼已经有许多国立中小学开设(或准备开设)汉语课程。在峇厘岛,笔者访问了登巴刹第五国立高中。据该校校长、副校长介绍,这所中学的汉语课深受学生与家长欢迎。2005年夏,中等教育司与印尼华文教育协调机构联合主办了印尼中学生华语演讲与智力比赛。这次活动获得了中国国家汉办的支持与协助,20名优秀者应邀到北京观摩第四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设立中文系的高等学府已经不限于1994年获得特许开设汉语必修课的印尼大学与达玛·贝萨塔大学,陆续加入这一行列的有多所大学,这次我们所访问的泗水彼得拉大学就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些大学正准备新开汉语课,像我们所访问的希望之光大学便是如此。

在印尼华文教育史上,华族组织与华文学校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例如,岩望中华会馆1904年创立,其主体就是学堂;1906年问世的多华学校附属于多埠中华会馆;成立于1946年的大众社与大众学校的创办者是周招坤等同一批人。印尼华族组织与华文教育同样经历劫难而更生。目前印尼各地陆续开办的华文补习班估计不下300家,其中大约有70%集中在雅加达。这些华文补习班绝大多数是由华族组织兴办或得到华族组织支持的。在访问期间,我们与印华总会文教部前任部长马咏南、现任部长许志长谈,深切感受到他们对华文教育的热情。除印华总会、百家姓协会这样的大型华族组织之外,各种同乡会、宗亲会等也积极为华文教育贡献力量。我们这次造访的吉祥山基金会就办有吉祥山学校。又如,梭罗福清公会在1999年开办了华文补习班,该班现有13位老师,学员近500人。2005年4月,梭罗福清公会又破土兴建培育学校。

当前印尼华文教育的显著特点之一,是校友会发挥巨大作用。曾经遍布全国的华文学校虽然在1966年被查禁,但校友之间的情谊仍然绵绵不绝。以此为纽带,各级各类华校在华文教育解禁之后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比如,泗水新华中学校友会(简称新中校友会)不仅举办了两个颇有规模的华文补习班(学员合计近2000人),而且建成了校舍与设备堪称一流的新中三语学校。又如,2001年,玛琅中华中学(简称玛中)数百名校友在厦门聚会,提出“饮水思源,报效故里”的口号,决心群策群力在母校的诞生地创建一所高等学府(曾考虑以“民族希望大学”为名,目前很可能定名为“玛中大学”)。他们邀请北京师范大学林冰、杨之岭教授设计筹备方案,已经着手招聘校长。玛琅中华中学校友在2005年7月15日至17日举行建校60周年庆典,有4000多人参加,与会者都对办大学充满热情。这所正在申报注册的大学计划明年招生,首批设三个学院,招收计算机、会计与英语专业的学生。

当前印尼华文教育的又一特点,是华文媒体成为令人瞩目的园地。1999年,瓦西德总统对华文媒体解禁,这意味着不需要准字(许可证)就可以办报、办广播。于是,各类华文报纸络绎问世。它们当中有不少因为未能适应读者需要而被自然淘汰,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了脚跟的佼佼者则迅速扩大了自己的影响。目前印尼最大的华文报纸是《国际日报》,它的总部在雅加达,若干主要城市有其当地版。以泗水为总部的《千岛日报》是很受欢迎的报纸,发行量约5千份。除此之外,世界各国的华文报纸可以自由在印尼境内传播,它们也相当关注华文教育动向。像2006年大众学校将举办建校60周年庆祝活动、多华学校(多隆亚公中华学校)将纪念诞辰100周年等,华文报纸都做了预告。在广播方面,已经有不少电台举办了华文节目。其中,万隆的华文电台每天进行8小时以上的华语广播,峇厘岛的华语广播台FBI每天也有五、六个小时的华语节目。2000年11月,地铁电视台(Metro TV)开播。从次年4月起,它用印尼语、英语和汉语全天24小时广播。

宗教机构在印尼华文教育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在华文教育遭受禁锢的所谓“新秩序时期”,华校被封,华文出版物被视同毒品,讲华语被看成犯禁。在这样严酷的历史条件下,某些基督教团体以读经的名义继续从事汉语教学活动。泗水事奉基督联合兴化堂就是其中之一。在访问中,我们见到了当年主持其事的翁牧师。这位身形瘦削的女子早在1978年就将 汉语《圣经》改编成教材,组织学生学习华文。如今,以兴化堂为依托的崇高基督教华文教育中心开展多种层次办学,单是面向学龄儿童的班级就有300多名学员。着手进行华文教育的还有伊斯兰教寺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郑和清真寺。郑和1405年登陆中爪哇三宝垄,如今被奉为印尼最早的伊斯兰教传播者。近年来,郑和清真寺已经成功举办了两期华文补习班,学员中友族占多数。印尼有不少华人信仰孔教,但苏哈托当政期间曾以“妨碍同化”为名宣布孔教为非法。2000年4月,印尼内政部长撤销了政府1978年10月28日颁布的关于孔教非法的第477—4054号决定书。从此,印尼孔教组织可以公开活动。2001年1月28日,瓦希德总统亲临雅加达孔教会向华人拜年,提高了其知名度。近年来,孔教组织也对华文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

“恶梦醒来是早晨”。在所谓“新秩序时期”执政的印尼权要认为华文教育对自身的统治构成威胁,必欲赶尽杀绝而后快,华人华侨深受其害。目前印尼政府的最高决策者比较开明,对于华文教育采取相当开放的态度。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各种华族组织办教育的热情空前高涨,这是顺理成章的。当然,华人华侨心中的创伤性记忆仍然存在。政坛风云变幻莫测。为了应对将来可能出现的风险,某些热心于华文教育的有识之士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例如,印尼华校一般是通过基金会的形式来运作的,上世纪华校被封时资产全部遭到没收。有鉴于此,玛中校友会决定成立 “玛中有限公司”来推动建校,这样做的好处一是资产可以得到法律保障、世代相传,二是与玛中福利基金会区分开来、避免引起资金来源等方面的误会。这批校友募集了相当于人民币5千万元的股金(每股25万元,股东共57名),著名企业家黄启铸应允支持不足部分。他们又在2005年4月15日正式宣告成立由李文正、黄启铸等企业家领头的民族希望基金会,作为专门办学机构(玛中有限公司负责建校,完工后将校舍移交给民族希望基金会接管与处理)。


(二)印尼华文教育定位的四重关系

在笔者到过的十余个国家中,接触所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大批办学机构只因为是华文学校而在顷刻之间全遭政府封闭,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学生因为家里藏有华文学校颁发的学生证、毕业证而担惊受怕,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校监因为学生讲了一两句汉语而大加责罚,也没有哪一个国家的老师仅仅是为了教汉语而必须像地下工作者那样活动。所有这一切,印尼华文教育界却都经历过。因此,当今印尼华文教育工作者具备特殊的忧患意识、风险意识是很自然的。现在印尼华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比较融洽,但排华事件直到21世纪初仍时有发生(例如,2002年7月初,在离西加里曼丹不远的那都那留岛的华族就曾遭受袭击,700多人成了难民),政府高层人士对华族的态度不见得完全一致。正因为如此,华文教育界不仅在谈到过去的劫难时心有余悸,在展望未来时也不是非常乐观。我们与一位决心以大手笔兴办华文教育的华人企业家谈话时,为他那不怕被抓、不怕打压的豪情所感染,心中所浮现的第一个形容词居然是“悲壮”。事实上,除了遭遇排华的可能性之外,印尼华文教育还存在其他意义上的风险(如市场风险等)。要想规避风险、抓住机遇,看来必须在国内寻找合适的定位。当前,这一问题主要涉及华裔教育与国民教育、复兴传统与开创新路、慈善事业与教育产业、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等四重关系。

在中国本土之外,印尼被认为是全世界华人最大的聚居地。华人在印尼是仅次于爪哇族、巽他族的第三大民族。印尼的华文教育最初以“落叶归根”为主导理念,鼓励所培养的人才回到祖籍国为社会服务。中印两国政府实施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条约之后,情况渐渐改变。如今,“落地生根”已经取代“落叶归根”成为印尼华文教育界的共识。不仅如此,印尼华文教育还呈现出对友族开放的趋势。印尼原住民有许多人对学汉语非常热心,他们在不同场合一再提到华人办教育不应将眼界局限于华裔,要多多关注其他民族对华文教育的需求。目前在各类华文补习班、华文学校学习的不只是华裔子弟。在印尼大学与达玛·贝萨塔大学,进入中文系学习的学生绝大多数是原住民。这些办学机构都在印尼政府主管部门注册。印尼教育部在2000年将华文教育纳入管辖范围,计划在某些中小学开设汉语课程,并允许有条件的大学开办中文系。教育部长庞邦·苏迪比约认为政府之所以尚未将华语定为高中部的必修课,是由于缺乏华文师资。由此看来,如果华文师资上规模、上档次的话,华文教育早晚可以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取得应有的地位。当然,华文教育在理念上因此也必须与国民教育体系取得一致。正如国内专家所说,“传统的华文教育不仅仅培育华侨子女,还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功能,是典型的华侨教育。由于华侨教育深受中国国内局势的影响,因此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会被认为是侨居国主权独立、政治稳定乃至民族团结的威胁,因而常常受到当地政府的压制。”相比之下,“当代的印尼华文教育已不具有华侨教育的特征,更多地表现为印尼国民教育体系下的外语教学和多元文化政策下的华族文化教育。”[3]

当年印尼华文教育界的精英,如今已经白发皤然。他们珍惜自己所曾积累的经验,急于寻找与绍续失落的传统。例如,印尼大众学校创办于1946年,目前正筹备60周年校庆。2005年7月31日,在大众校友聚餐联欢会上,有老师肯定母校当年的“五爱”教育是成功的,认为它培育了不少品学兼优的人才,为社会做出奉献。他希望校友珍惜昔日情谊,发扬母校的优良传统,再创辉煌。又如,位于东爪哇最东边的梦华学校校友不仅开办了唐庙华语补习班,而且希望收回母校旧址,重建三语国民学校。印尼华文教育史上所形成的优良办学传统、所积累的办学经验无疑是宝贵的,但是,当前的印尼社会已经与20世纪50-60年代有很大不同,世界范围内的语言教学形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华文教育无疑需要开创新路。目前在各类华文学校或华文补习班主持其事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老一代教育工作者,他们熟悉过去本土华文学校的办学方式,但对于当前信息科技应用不很了解(有的连电子地址都没有);另一类是年青人,他们多数是从中国(包括台湾)、新加坡等地学成归来的,习惯于援引国外的教材与教法,其想法与老一代人不尽一致。协调这两类人的关系、使之相辅相成,是印尼繁荣华文教育的必要条件之一。

老一辈海外华人华侨有捐资兴学的优良传统,厦门大学校祖、有“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之誉的陈嘉庚便是其代表。祖籍福建南安的印尼侨领黄怡瓶与陈嘉庚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他由家乡南渡印尼后,在泗水、玛琅白手起家,艰苦创业。抗战爆发后,响应陈嘉庚号召,出任南侨筹赈总会印尼玛琅分会主席,通过筹款等方式积极支持祖国抗日。他从自己童年因家贫而失学等经历悟出发展教育的重要性,对家乡学校及印尼各埠的侨办学校慷慨捐输。正是他在40年代中期倡立玛琅中华中学,并被推举为第一届校董会董事长。今天玛中校友之所以有兴办玛中大学之举,与黄怡瓶当年办学精神的熏陶是分不开的。玛中大学主要捐款人黄启铸就很景仰黄怡瓶的为人。他在与我们交谈时,不止一次提到黄怡瓶的事迹。李文正先生为玛中创校60周年写所写的祝词,同样推重黄怡瓶等前辈。[4]目前仍有不少华人及华人社团为办教育而慷慨解囊,他们将自己的捐赠当成回馈社会的义举。例如,由李汉雄等负责的泗水友联基金会将开设银会所得的盈利全数用以颁发奖学金。当然,印尼社会已经是商品流通比较发达的社会。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办教育,不能不考虑市场规律,在注重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关注经济效益。华文教育机构因此不只是慈善事业,而且是教育产业,要计算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如果单靠某些有经济实力的华人或侨社捐赠,办学活动是很难长久维持的。

由此而带来的另一重矛盾是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的关系。这一点当前主要围绕三语学校表现出来。大约从2003年开始,印尼华文界开始通过华文媒体呼吁创办三语国民学校。当年5月2日至5日召开的第二届全印尼华文教育研讨会将创建正规的“三语”学校作为大方向。次年,这类学校陆续在某些条件具备的城市(如雅加达、泗水、峇里、茉莉芬等)出现。近两年来创办的三语学校在硬件与软件两方面都比较先进——校舍往往是一流的,师资则是国外聘请的母语为华语与英语的老师——因此需要巨大的投资。为了迅速取得回报,校方不能不收取较高的学费。这在社会上招致了批评,引发了疑虑。有人就对我们说:当前印尼华文教育亟需的是立足于普及的大众教育,而不是贵族式的精英教育。三语学校校方也有其苦衷,例如,新中三语学校虽因学费较高而遭到诟病,但目前的收费水平仍不足实现收支平衡,尚需基金会予以资助。与校方谈到这一点时,我们很自然想到向政府申请补助。但是,印尼近年来的经济状况并非乐观,据报道全国有3500万贫民。国家穷时应该怎么办教育(包括华文教育),成为公众关心的话题。根据推测,印尼华文学校很可能会继续分化,各级各类学校分别在社会上找到不同的定位。

华文教育开放之前的风险是华文学校整体的风险,华文教育开放之后的风险则是华文学校个案的风险。风险与机遇经常是孪生兄弟,市场竞争的法则是适者生存。印尼华文媒体开放之后华文报纸的走向已经证明这一点,华文教育开放之后华文学校的趋势也必将证明这一点。


(三)多元文化架构下的印尼华文教育

今年7月20-22日,在北京召开了首次世界汉语大会。《南方周末》为此刊发了驻京记者石岩的长篇报道,标题非常醒目——“汉语的政治”。从文中内容看,标题“汉语的国际政治”或许更为准确。作者关注的是欧美。其实,东南亚(尤其是印尼)完全可以为“汉语的国际政治”提供佐证。20世纪50-60年代影响印尼政局、进而影响华文教育的国际因素之一,就是美国、荷兰等列强势力的介入。上世纪末以来印尼政府华文教育政策的转变,其背景之一则是中国的崛起、中印两国关系的改善。因此,对印尼华文教育的风险与机遇,应当从在更广阔的视野加以考察。世界汉语大会的主题“世界多元文化架构下的汉语发展”富有时代气息,为考察印尼华文教育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以之为出发点,我们看到印尼华文教育正处在如下的转变之中:

从母语教育到第二语言教育。对于多数老一辈印尼华人,华文教育实际上是母语教育;对于多数新一代印尼华人,华文教育则是第二语言教育。与母语教育相比,第二语言教育有某些独特的规律。它既是已有的跨文化交流的结果,又是新的跨文化交流的前提。早在2003年,国内著名学者周南京就指出:“随着中国的崛起,华文(中文)肯定将日益显现其重要性,但在印尼将会发展的是华文教学(Chinese teaching),而不是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华文教育(Chinese education)。”[5] 他所说的“华文教学”,正可以理解为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教学。每个人通常只有一种母语,却可能拥有几种甚至几十种第二语言。在印尼,汉语并非唯一的第二语言(对于三语学校来说,英语也是第二语言)。不同的第二语言之间的竞争,对师生来说是争夺注意力,对政府来说则可能关系到国际关系。反过来,政府往往是根据对外关系来决定对待外语的政策的。因此,印尼华文教育兴旺发达的条件之一,是中印关系的稳定与发展。

从中华文化传承到多元文化交流。华文教育曾经担当中华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我们所见到的几位年纪在60岁上下的华文记者,都对中国历史、地理及文化了如指掌。询问其功底之由来,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得益于当年的华文教育。这样的人士在年青一代中是相当罕见的。在这次所访问的五所印尼大学中,我们所见到的华裔教师有些完全不能说汉语,有些虽然能说,但只限于简单的几个词或几句话,真正的“汉语通”通常仅限于中文系教师。有一所大学非常重视我们的来访,校长、副校长、院长等领导都出面接见。他们都是华裔,但对于“厦门”这样的城市都一无所知。尽管如此,这些教师却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更不要说印尼语了),对东西方文化都有一定的了解。谈到教材,有些人更钟爱新加坡版而非中国版,因为他们认为新加坡版教材更注意体现文化的多元性。国内学者杨启光经研究认为:雅加达华人新生代有四个次文化群体,它们分别认同于原住民文化、西方文化、中华文化及华人文化。[6]这是符合实际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印尼华文教育的主要功能,已经从中华文化传承转变为服务于多元文化交流,促进华族与其他民族的相互理解、沟通与合作。从这一认识出发办学,有助于减少磨擦与风险、捕捉新的机遇。

从依托中国办学到国际化办学。传统的华文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托祖籍国进行的。印尼华文教育重新兴起之际,当事人首先想到的往往也是与祖籍国建立联系。在这方面,华族组织做了许多可贵的尝试。例如,东爪哇华文教育统筹机构从2003年底开始每年选派20名有志于华文教育的青年到华侨大学集美华文学院攻读汉语本科,又在2004年与广东省侨办、广州教育局等达成共识,派幼儿师资候选人到广州幼儿师范学校进行强化学习(首批28名学员2004年8月2日开始学习,2005年7月11日毕业)。第2期将有60名学员分赴广州幼师、江门幼师学习。中国政府始终大力支持印尼华文教育事业。针对目前印尼师资严重缺乏的问题,近年来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与国家汉办屡次派遣优秀教师到印尼进行师资培训,并选派志愿者担任印尼华校教师。此举深受欢迎,所涉及的范围目前正从印尼的大城市向边远地区扩展。国内厦门大学、华侨大学、暨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高校积极在印尼开展办学活动。福建师范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在福建省侨联的支持下,举办了印尼汉语教师培训班。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在雅加达、棉兰、先达、万隆、井里汶等地建立了函授点。华侨大学已经在印尼培养出首批文学士。厦门大学在印尼开展函授教育已经有49年的历史。进入21 世纪之后,厦大海外教育学院以印尼东方语言文化中心为依托开展学历教育,每年两次派教师来进行密集教学。民办高校也热心参与此事。由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前会长、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前院长吕必松教授领导创办的北京新亚研究学院与三宝垄新友基金会合作建立华文教学中心,将于2005年8月22日开学。广东省华文教育基地(以广东省华侨职业技术学校)为依托,也在印尼开办汉语初级班、汉语中级班、初中先修班、职业技术中专班及夏(冬)令营。台湾教育界在印尼也有一定影响。2005年7月4日,泗水弘华师友会、彼德拉基督大学中文系、泗水留台校友会与友联基金会联合举办华文教师研习班,就请来自台湾的三位老师讲课。

不过,国际化办学(而非与祖籍国双边合作办学)已经在印尼华文教育中崭露头角。例如,新雅之光基金会属下的新雅学院(由雅中、新华与新文三间学校“三合一”兴办)2005年3月5日宣告成立。短短几个月中,它就已经与马来西亚的南方学院、新加坡中华总会学院、中国华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北京燕京文化专科学院等建立了合作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考察印尼华文教育时应有更为恢弘的眼光。汉语的世界化、国际化一方面取决于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所发挥的越来越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取决于华人移民及其后代与父国社会之间的互动。分布在世界各国的华人移民及其后代之间的横向交流,既是世界华文教育发展的推进剂,又是华文本身产生变异的催化剂。世界范围内华裔与非华裔汉语使用者之间的交互,同样推动着华文的变革。人们已经不止一次谈论英语因世界化而给自身的稳定性带来的风险,类似的风险同样可能在汉语世界化的过程中发生。当然,这里所说的风险仅仅是语言学意义上的,与前述社会学、民族学、政治学、教育学、经济学等意义上的风险并不相同。

虽然印尼华文教育已经(或正在)发生上述转变,但是,它与中华文化的亲缘关系仍是毋庸置疑的。正如有的华文教师所说,他们不是单纯地讲授语言,而是以浓厚的民族文化意识和热爱中华文化的感情,给学生们讲授华文和传播中华文化,还结合各种节日讲中国历史,并重视传播儒家思想。[7]不过,印尼华文教育与中华文化的亲缘关系深受世界多元文化架构及印尼国内现实的影响。黄昆章曾指出,“目前,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印尼华人已经加入印尼国籍。他们是印尼公民。华文教育如果仍像过去那样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宗旨,显然违背了印尼的国策,不利于印尼和中国友好关系的发展。”[8]这种观点应当也是体验到“风险与机遇并存”的华文教育工作者的共识。

(原载《海外华文教育》2005年第3期。菲律宾《世界日报》2005年11月13日全文转载)


 




[1]廖建裕《现阶段的印尼华族研究》。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8年版,第63页。


[2]温广益《1967年以来印尼华文教育的沉浮》,《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


[3]周聿峨、陈雷《浅析印尼华文教育的复苏及前景》,《比较教育研究》2003年第9期,第84页。


[4] 玛中校友基金会《玛中建校60周年纪念特刊》,2005年7月版,第14页。


[5]周南京《印度尼西亚泗水华文教育的历史沿革》,《八桂侨刊》2003年第1期,第7页。


[6]杨启光《雅加达华人新生代的考察分析——兼论各次文化群体在“印尼华人文化”建构中的整合》,《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35-44页。


[7]陈秀容《全球性汉语热的区域反应——近年来印尼华文教育的变革》,《世界地理研究》2002年第3期,第109页。


[8]黄昆章《印尼华文教育路在何方?》。《地平线》2003年第5期,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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